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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自诩消息灵通，对伦敦的市场行情先知先觉，前前后后发出庄票六百万两以收购股票，这些所谓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载有一定金额并由其负责兑现的一种票据，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见票即付，远期庄票到期付现。

    一般而言，讲信用而有实力的钱庄发出的庄票在百姓中接受度很高，甚至可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到19世纪60年代，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了资金融通关系，开始以庄票作抵押，向外国在华银行拆借资金，于是庄票就成了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资金拆借关系的工具。

    三家钱庄发出庄票达六百万两之巨，负债率已经极高，他们却仍嫌不够，又向有往来的钱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调剂头寸。

    在钱庄的示范之下，商家、个人也纷纷加入到炒股大军中来，因为贪图高利，很多人抵押了房产、首饰、衣物尤嫌不足，又向钱庄贷款，而钱庄为迎合这股风潮，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抵押贷款方式，即商家、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股票做抵押，贷出款来，又去买新股票，然后再来贷款，再去买股票，而钱庄之所以如此大方，无非是因为觉得此项股票远胜现金，甚至有部分自诩视野开阔的人，觉得在上海买还不够，又兑款去伦敦买。

    华商在这轮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资金在两千六百万至三千万两之间，投入伦敦市场的资金约一千四百万两左右，两地加起来达四千万两之巨，在疯狂的炒作中，上海的资金几乎完全被冻结。其他行业已经很难得到资金，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无金可融。

    按照前世的发展，橡胶股灾是在1910年6月爆发的。当时伦敦市场行情暴跌，随后消息传来。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原值一千六百七十五两的兰格志股票跌到一百零五两，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积大量股票的华商成为买单者。

    在当时，陈逸卿损失了二百余万两，戴嘉宝损失一百八十余万两，陆达生损失一百二十余万两。随后正元、谦余钱庄率先倒闭，接着兆康、森源钱庄也关门歇业，再然后元丰继之后尘，最后会大等三庄也关门大吉。

    捆绑炒股的八家钱庄也相继关门歇业，引起全市银钱业的极大恐慌，八家钱庄倒闭后，所欠上海外国银行庄票一百三十九余万两无法归还，外国银行便扬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给上海银钱业的款项。

    《国风报》曾报道，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上海金融业面临崩盘的危险。

    为挽救危局，上海道蔡乃煌会同上海商会总理周金箴于钱庄倒闭当晚星夜驰往南京，拜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程又去苏州拜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请求他们向朝廷奏明上海的危机并设法加以挽救，其实这两人之所以这么关心股灾的事情，更多的是他们两人也将大半的积蓄投进了这疯狂的橡胶股票中去了，所以他们相与其让自己为橡胶股灾买单，还不如让国家买单，毕竟再大的大款也比不上公款。

    朝廷的旨意还没有下来，源丰润票号的老板严义彬偕刘安生又来找蔡乃煌，希望上海地方政府赶紧采取措施。维持市面，无奈此次风潮影响面太广太深。仅严义彬与刘安生合开的德源钱庄，在投机中就亏损二百余万两。损失额已与倒闭的正元钱庄相当，只因有了源丰润的竭力支持，才得以不倒。

    可是，处于倒闭边缘、急待救助的何止德源一家！

    随后朝廷下旨，命令张人骏电奏上海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同时歇业，债务纠葛，沪局岌岌，筹议大致办法等语，着即按照所筹各节妥为办理，并饬上海道将善后事宜悉心筹画，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

    于是，蔡乃煌收了严义彬、刘安生价值三百万两的地契、股票之后，出面与汇丰、荷兰、花旗等九家外国银行订立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三百五十万两，另由道库拨借官银三百万两，存放在源丰润、义善源，终于使市面暂时得以稳定。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一百九十万两，这笔款子平时由上海道经手存放于资本雄厚而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钱庄，但在前世1910年的9月的时候，离正元等钱庄倒闭尚不足两月，市面银根吃紧，而上海官库又将官银拿去救市，早已库空如洗，无法调剂，因此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从大清银行拨银二百万两垫付。

    由于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中央的资政院、度支部等处官员们出于各种理由开始谴责蔡，指出上海道为借款作担保违反了商借商还的原则，认为蔡在上海收购《时事报》《申报》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于是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挑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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