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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说白了其实也就是让康有为退休。

    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

    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在前世，梁启超在军事上最大的支持者为蔡锷，两人的结识还要1897年10月，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等人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说起。

    甲午一战将清政府最后的一块遮羞布撤了下来，也宣告着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创办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于是为了救国图存，各地掀起了效仿日本的维新变法热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掌握中国最终权利的慈禧是支持变法的，这也是各地官员支持变法的根本原因。

    湖南的时务学堂是为培养维新人才而设立的湖南时务学堂，这种适应时代潮流的学堂以崭新的面貌吸引着广大的富于进取、追求改革的学子。

    当时，年仅16岁的蔡锷，由湖南督学徐仁铸推荐，于1898年初报考新建的湖南时务学堂，并且在2000人中竟然以第三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成为时务学堂中年龄最小的一人，而梁启超则因为公车上书时卓越的表现被聘为时务学堂总教习。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年仅24岁，风华正茂，他讲课气势恢宏，大胆泼辣，公开宣传：“二十四朝，其是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焉。”

    这种攻击，带有强烈的民主思想与要求革新的气息，然而这种思想并不蔡锷这种从小经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学生所能接受的，随后蔡锷直言不讳的反对梁启超的观点，于是两人在课堂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尖锐。

    这种切磋乃是一种追求，不仅不影响两人关系，反而更加深了师生的情谊，不论双方具体论述的是非如何，这样平等的讨论，给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锷就是从这时起，与梁启超结下了终生不解的师生之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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