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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孔子这样的圣人门下，也不过才七十多人。

    在鲁国的体系中，鲁哀公是君，孔子是臣。如果要讲仁义，鲁哀公必然不如孔子，但孔子却屈服于鲁哀公。

    显然，孔子不是屈服于仁义，而是屈服于鲁哀公的权势。

    儒家的逻辑是让君主要向孔子，百姓要向孔子门徒，这肯定是办不到的。

    假如现在有一个混账儿子，他不听父母的劝告，不在乎乡邻的责备，不理睬师长的教诲。然而，当执行公务的官吏找上门时，他才觉得害怕和后悔。

    可见慈爱只能换来骄纵，只有权势才能让他屈服。

    在大街上丢个十几尺的布匹，随便一个人见了都要下手。

    但如果是刚刚融化的千度金水，即使他是盗跖，也不敢下手。

    因此，奖赏要丰厚，使人们有所贪图；同时，刑法也要严厉让人们有所畏惧。

    这样一来，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自然都能成为守法的人。

    但是现在因为他有功劳，所以赏赐官位，却又鄙视他做官。

    因为他不肯为官，所以疏远他，却又推崇其不屑名利。

    对于不劳动就有吃穿的人，夸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功劳就能获得官位的人，夸他有才能。

    这种本事和才能，只会导致国力衰落，造成土地的荒芜。

    赞赏这种人物，势必就要亏损国力。

    这就是五蠹大致上将的思想观念。

    因为这篇文章出现在2000年前，又恰逢是一个大分裂时期，所以部分观点可能存在局限性。

    如果感到难以接受，不是因为时代变化，就是因为讲讲的太透。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但却得到了君主的任由。

    游侠使用武力触犯法令，但却变成了贵族的武力。

    法令所反对的，成了君主所重用的。而那些应该被处罚的，又成了权贵所豢养的。

    面对如此矛盾的法治体系，即使出现了十个黄帝，也不可能治理好天下。

    楚国有个仁义之士，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于是他就找到令尹检举揭发了偷羊的父亲。

    结果令尹却认为他对父亲不孝，最后判了他的死罪。

    鲁国有个无名兵士，每次跟随国君去征战，每次都第一个逃跑。后来孔子问他原因，他说家有老人，自己不敢战死，结果孔子就认为他是孝子，最后推举他做了官。

    对君主的忠诚成了父亲的逆子，父亲的逆子成了君主的忠臣。

    之前令尹杀了那个品行好的人，此后，楚国之恶再也无人检举。

    自从孔子奖赏了一个逃兵，此后，鲁国之兵逢战就要逃跑。

    因此，早在仓颉造字时，就知道公与私的关系必然相悖。

    如果君主要赞成私人的利益，就必然要损伤自己的国力。

    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结果回军后，君主喊仁爱。

    攻城破敌的人本该受爵，结果归来后，你又说什么兼爱。

    如此的君臣关系必然就不稳固。

    国家富足要靠农民，却给不事劳动儒生很高的地位。

    攻城略地要用士兵，却给游侠送去财物。

    得到利益的人，不是理政要用的人，但理政要用的人，又不是得到利益的人。

    于是不再有人从事农业，从军征战；相反，各种伪善却十分盛行，这样就必然要面临衰退。

    这里没有暗示司马老师和圣母

    这些其实就是后来宋朝的问题。

    所以，统治不在于多么智慧的言语，如果百姓理解不了制定的法律，那么自然也难以遵守。

    连糟糠都吃不上的人，不会追求精美的饭菜，连粗布都穿不上的人，也不会想那些华美的服饰。

    所以不采用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反而去看那些聪明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就只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对百姓来说，没有钱财可以利用，没有权势可以依仗，所以只能提倡诚实。

    但君主则不同，他可以利用权术赏罚分明，何必去寻求什么忠诚呢？

    再说现今本就没几个忠义之士，但治国所需的官吏却数以百计。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专行法治。

    只要法治够严，他就足够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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